寿寿真是不远千里从杭州来到北京，我问他来干嘛，他说他要在北大附近租个房子，然后方便在北大里听听讲座。我当时就愤怒了，我说：“你为什么到现在还保持着这么好的学习状态，你想气死我吗？”

但这确实是他的生活方式，寿寿的状态非常好，我和他自毕业后有近六年没见，见面时我们拥抱在一起，然后互相打量对方说的话就都是“你一点都没变！”。但对于他来说，他确实一点都没变，从内到外，还是那么天真直率；而我不敢说自己一点没变，可能外表变化不大，但兜了一个大圈子回来的我，可能多少心里已失去了一些真挚！

对于一个浪漫主义者来说，追求内心的自我定位永远是要高于社会定位的，大学期间我们都是这样的一群人——仇富、鄙视拜金。可现在这个时代使我们开始疯狂的追逐社会定位，追逐话语权，追逐那些与浪漫无关的东西，那些必须弯下腰去捡的东西。

过年的时候，沙沙给我发了条信息：“耿爷，我们都在他乡，这一年我们都很不容易，我们都是坚持的人，祝我们今年都能扬眉吐气！祝我们越来越好，新年快乐！”看完后，一是感到莫大的鼓励，二是一阵心酸！总觉得我们在面对社会的时候是那么的无助，可是桀骜不驯的个性又使我们与这个可笑的规则格格不入。入行时的原始目的，已在纷杂的人事纠葛与利益关系上变得烟消云散，我们几乎都忘了自己当时的目的，当时的状态！

很长的一段时间，我都是一个人独来独往。自己思考着自己的问题，反省着自己的问题，解决着自己的问题，这几乎成了一种习惯。在创作遇到瓶颈的时候，我能做的只是停下来，收集一些资料，看看展览，但却没心思逛街。我很奇怪为什么有人可以在郁闷的时候逛街，而我郁闷的时候只想待在家里，直到把问题想通。

寿寿的到来好像打破了我的一些生活常规，虽然他住的离我很远，但我还是邀请他来我的画室和家里做客。他来到我的画前若有所思的和我说着他的感受，说着说着我突然发现我们的思路是共同的，毕竟是曾在一口锅里煮出的饺子，他说的正是我想的，虽然这在大学时代是一种极为平常的交流，但现在对我来说却是极为可贵的。

一张大画，几乎被我磨烂了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继续，在一个不起眼的拐角，我偶然留下了一块唯一让我满意的地方，于是我保留了下来，却被寿寿一眼看中，“这种感觉对了”，他说到……

我突然捶着他的背，连连点头。说实话，这种感觉已经很久没有了，在北京这样一个当代的环境里，人人都在效仿那些炙手可热的“昂贵的垃圾”，已经无人再去谈论那些被我们曾经热衷于的“细节”了，那些渗透着灵魂与感情的“细节”。我告诉寿寿，几年了，我交流的最多的其实是我的父亲，除此之外我没再遇到一个知己，原先的那些朋友或因距离、生活、落差、误会、还有性格纷纷淡去，仍然走的近的已寥寥无几。偶尔沙沙会出现在北京和我彻夜长谈，谈电影谈剧本，谈谈最近的生活；要不就是和我姐姐以及她的朋友谈谈音乐，再者和FF聊聊戏剧，侃侃话剧。能和我探讨艺术的人一定是我真正的朋友，这是绝对的，我们曾经在学校何时何刻都能畅谈，而现在我每日朝九晚五出入画室，杜绝了一切干扰。

我觉得自己应该独处，也该独处了，毕竟以前太爱热闹了。我是个能静下来的人，可有时候真的觉得很寂寞，甚至我会去埋怨，为什么我们班没有再来北京的，其实他们每个人都很棒。寿寿的到来并没缓解我的寂寞，反而他让我认识到自己内心现在是多么孤独。直到现在，我还是会偷偷跑去一个人看电影，因为一个人坐在电影院会让我觉得很安静，很平静。我可以专心的观赏，尽情的让电影去感动自己，不去在乎周围，就像躲在画室，画得激动起来我会跳起舞，只是我每次这样都会遭到误解。

我天性开朗，遇到喜欢的人我就会跟他聊个没完，就像是关不上的水龙头，毕竟这样的机会很少，我会和他们聊海阔天空，聊自己的经历，其实说来说去就那么点破事儿，但每次吐露都会让自己觉得自己的生活还是有质量的。

和朋友聊文学、聊艺术、聊音乐、聊戏剧、聊戏曲，谁叫我从小就生在这样一个家庭，我总有说不完话；和年长的朋友聊政治、聊经济、聊国家，谁叫我那么愤世嫉俗……；和一些特殊的朋友聊天文、聊物理、聊宗教，谁叫我是一中出来的呢，呵呵！

除了这些，还能聊别的吗？有——那就是聊“爱情”！

这是个永恒的话题，直到现在，“爱情”在我的内心深处仍然是神秘的，是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最不可琢磨的，无法用语言表达，只能存在于心里，我们的艺术与语言至多只能表达她的百分之一；一个神圣的信念，一个我从未敢于真正追寻的信念，就在内心，无人能触及的一块地方，不属于任何人，甚至也不属于我……

寿寿离开我画室的时候指着那张几乎要被我磨烂的画说：“要啃下去”，我愉快的看看他，笑着，心中很开心！